澳门新浦京6047焦点:中国改革“四梁八柱”已备齐 关键如何撸起袖子加油干?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于2017年2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动力、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出席并发言,他认为,2016年“三去一降一补”得失互见的主要原因,在于结构性改革不够快不够实,因而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激励创新和实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达到优化经济结构的提升供给效率的目标,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其指出,在当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条件下,在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一定程度地运用行政手段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  吴敬琏举例称,大概从2亿吨产能的时候就开始提去剩余产能,到现在11亿吨,越去越多。另外产量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五年实现压缩粗钢产能1.5亿吨,16年压缩指标4500万吨,但实际上钢铁产能是增加了,粗钢产量不降反增,2016年粗钢产量增加了1.2%。另外在压缩产能和降低产量的过程中,往往不是优胜劣汰。而是按照指标来压缩,“往往变成压缩的是有更高效率的企业,而低效的企业并没有压缩,这种情况用行政指标是难以解决的”。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第一点意见,回顾一下去年的工作。我们在去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里我插一句,对于三去一降一补,有人把它说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另外一种说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我是比较同意第二种说法的。  从它要达到的目的来看,去年我们在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目标上,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上,成效比较明显。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三去一降一补”的另外两个方面,成效不那么显著,甚至“去杠杆”方面,不但没有去,而且杠杆率有所提高。这就使得最近一次政协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系统性的风险在积累,部分地区困难增强”,或者用经济工作会议公报说的话叫做“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累,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点意见,我认为“三去一降一补”得失互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不够快、不够实。我这里讲的结构性改革,不是结构调整,而是体制结构和政府监管框架结构的改革。因为结构性改革推进的不够快和不够实,就使得市场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不能通过激励创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供给效率的目标,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去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第三点意见,在当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在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一定程度地运用行政手段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负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用行政指标要求“去”和“补”,他总有办法绕过这个行政命令。比如最近发表的关于钢铁业去年实际业绩的报告就告诉我们,去钢铁产能,不但产能没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我们大概从2亿吨产能的时候就开始提去剩余产能,到现在11亿吨,越去越多。另外产量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五年实现压缩粗钢产能1.5亿吨,16年压缩指标4500万吨,但实际上钢铁产能是增加了,粗钢产量不降反增,2016年粗钢产量增加了1.2%。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压缩产能和降低产量的过程中,往往不是优胜劣汰。要按照指标来压缩,它往往变成压缩的是有更高效率的企业,而低效的企业并没有压缩,这种情况用行政指标是难以解决的。  第四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就在于切实推进改革,使市场能够在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我赞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作出的论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2016年年初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五中全会决定的研讨班上,习总书记也是这样来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的,他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建立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所要求的体制,用这样一个体制去实现三去一降一补,这样就是一个有效率的调整。  最后一点,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基础,发布了多方面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有关“四梁八柱”改革的文件大部分都齐备了,这些文件规定的改革方向明确,措施得当。问题是执行上,比较婉转的说,还不够得力。所以2017年要做的就是在执行上花更大的力气,使得这些决定、这些文件得到真正的落实,这就能够为我国的资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给效率的提高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  比如说去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个文件,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而且他提出的一些方向、措施都切中实际,能够解决困扰我们多年的许多问题。  比如它提出了平等保护,要改变过去那种分等级保护的状况,所以要求在立法上废止按照所有制的不同类型所制定的市场主体法律和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专项清理。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加大对非公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这就涉及到立法部门的工作了。  另外一个涉及到司法部门的工作,坚持有错必究,抓紧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申诉案件,依法甄别,确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使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些企业家缺乏信心,他造成了比如说外汇资本流失等等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举措。  另外,还跟宣传部门、意识形态部门、传媒有关,应该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使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观念深入人心,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这样一个文件在执行上我们应该要花更大的力气,使它真正的落地。谢谢。

作者 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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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3年9月拍摄的北京中央商务区全景。REUTERS/Petar Kujundzic

北京2月16日 –
中国顶层设计的改革框架已基本搭建齐备,今年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政策落实年,但如何在正确的道路上,选择正确的方法提高政策执行力,确保改革到位显然是关键。

周三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参会专家们就表达了目前政策出台频频落地却寥寥,政策执行力不够,过于依赖行政手段推进“三去一补一降”工作的负作用不容忽视,以及经济下行压力大时风险点易暴露等隐忧,尤其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更需要明晰的产权和社会基础制度的完善。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基础,发布了多方面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有关‘四梁八柱’改革的文件大部分都齐备了,这些文件规定的改革方向明确,措施得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吴敬琏称。

他直言,问题是执行上比较婉转地说还不够得力。所以2017年要做的就是在执行上花更大的力气,使得这些决定、这些文件得到真正的落实,这就能够为中国的资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给效率的提高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

从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到2014年10月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国企改革以及去年11月出台产权保护制度等等,中国涉及社会、经济、司法、产权等方方面面的刚领性改革文件已相当齐备。

同时中国已明确今年继续推进“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一补”的供给侧结构型改革。

**改革举措落地不力,产权改革需明晰**

在世界经济依旧不振,内忧外患以及黒天鹅事件频发的2016年,中国全年GDP录得6.7%的增幅,实现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钢铁煤炭领域的去产能目标也基本完成。

尽管从量化目标看中国去年完成年初的经济目标,应接不暇的各项推进改革的政策文件也频频发布,但真正落地且让民众有更多获得感的改革举措推进并不顺利,尤其去年11月中国首次出台的产权保护顶层设计如何推进并落地更受关注。

针对落实出台不久的产权保护意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在国有体制、集体制、侵权大案纠错、农地入市、财产登记、知识产权六个方面仍存在难点,其中,国有体制仍需要继续大改,而农村集体制如不改革也守不住。

尤其是中国国企改革的思路已从“管企业”向“管资产”过渡,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国企改革推进需要民间资本介入的过程中,如何界定国企资产的产权而不致产生国有资产流失,显然更需要政策方面的界定。

中国社科院李扬就指出,西方国家是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搞国有化,那个时候资产的市场价格低通过国有化办法来渡过危机,市场好的时候再卖掉,而我们却是在市场最好的时候搞国有化,市场不好的时候搞民营化。

“现在开始说国企改革,引进民间资本,你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引进民间资本就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怎么界定国有资产流失?它的账目价值肯定是比较高的,现在不值这么多钱,你想把它卖掉,必须打折,这是提出的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扬称。

**三去一补一降有成效,问题亦不容忽视**

而三去一补一降作为供给侧结构型改革的重要内容,尽管中国主要借助行政手段去年完成了钢铁煤炭方面的淘汰落后产能量化目标,但在构建市场经济的改革框架下,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弊端显然也不容忽视。

吴敬琏就指出,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负作用。

他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用行政指标要“去”和“补”,他总有办法绕过这个行政命令。另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压缩产能和降低产量的过程中,往往不是优胜劣汰。要按照指标来压缩,它往往变成压缩的是有更高效率的企业,而低效的企业并没有压缩,这种情况用行政指标是难以解决的。

他以数据为例:中国大概从2亿吨产能的时候就开始提去剩余产能,到现在11亿吨,越去越多。另外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五年实现压缩粗钢产能1.5亿吨,16年压缩指标4,500万吨,但实际上钢铁产能是增加了,粗钢产量不降反增,2016年粗钢产量增加了1.2%。

此外,正处三期迭加的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减,使得专家们担心中国经济面临的新二元结构陷阱的风险也在上升,即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导致政府驱动投资上升,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继而影响整体效率下降,又继续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并让中国经济潜在风险点暴露的风险加大。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除了怎么样提高我们的增长潜力以外,如何保持金融稳定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称。

他表示,这也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提出来的,比如不良率的上升,虽然不知道数字是多少,但股市、房市、债市的风险在不断的出现,再加上最近看到汇率的压力和资本外逃等等问题。金融风险经过这段时间的累积,似乎是在很明显的增加,甚至是变成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他坦言,过去一直维持高速增长,有很多问题都在增长中化解掉了,或者解决掉了或者掩盖住了。但现在不行了,过去的政府兜底的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看不到有企业破产,看不到有债务违约。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问题政府都兜在后面,最后有兜不住的一天。

“要释放风险点,这是保持长期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僵尸企业能不能以比较快的速度平稳的出清。这个问题不解决,金融风险问题解决不了,金融资源提高效率也几乎不可能。”黄益平称。

审校 杨淑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