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钢铁行业有效产能及总产量双升 – 钢厂新闻 :: 新闻中心_中钢网

澳门新浦京手机版,在频繁的限产年内,钢铁产能却不降反升。根据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唐山市粗钢产量8831万吨,同比增长6.8%,远远超出全国粗钢产量1.2%的增速。  唐山并非特例。日前,绿色和平组织与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问诊2016年中国钢铁去产能》(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26个省份(不含央企)共计压减炼铁产能3985万吨,其中无效炼铁产能2441万吨,占全部压减炼铁产能的61.26%;共计压减炼钢产能8491.75万吨,其中无效炼钢产能6154.50万吨,占全部压减炼钢产能的72.48%。  所谓无效产能,是指2016年6月之前已经停产的钢铁产能。这意味着,去产能之战的成果并没有看似那么厚实,有效产能实际上仍在增长。根据上述研究《报告》,2016年置换后有效产能增加580万吨,复产5415万吨,因此2016年净增有效产能3659万吨。  众所周知,让“僵尸企业”合理退出,淘汰过剩落后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一环,也是近两年一系列重要文件的核心命题。但是,去产能问题说了这么久,落实起来为何这么难?  除了由此涉及的资金和就业等客观困难,更重要的症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去产能任务是急迫的,是重要的,但同时更是痛苦的。对于分散决策和政策落实者而言,“别人去产能,我不去产能”才是最有利的策略,而“自己去产能、别人不去产能”的亏则是万万吃不得的。这种“个人理性、集体非理性”的囚徒困境效应让去产能成果反反复复,观望情绪蔓延。另一方面,去年钢铁价格起起落落也让去产能的形势更加复杂。2016年3月钢材价格开始回升,到2016年底,CSPI(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已经攀升至99.51点,连升3个月。价格刺激下,不少停产产能开始复产。  《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2015年全国共停产高炉120座,合计炼铁产能9055万吨。而伴随着价格回升,目前已复产62座,即4874万吨炼铁产能复产,占此前停产炼铁产能的54%,而复产的炼钢产能更是高达5416万吨。  一种貌似轻松的说法是:这种复产是市场规律在发挥作用。在看似合乎逻辑的解释下,这些人对于市场化和政策引导的坚持过于“灵活”。实际情况是,在钢铁价格下跌、产能过剩企业入不敷出的时候,这类声音往往就不再鼓吹市场至上,转而强调社会责任与托底救助。  当然,就钢铁去产能而言,各省市优先清理无效产能的做法并非错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迟京东就指出,去除过剩产能先易后难,属正常现象。而且,在这部分无效产能内,很多属于落后产能,很大一部分是国家早已严令禁止的中频炉,的确该清理整顿,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做法的动机和可能造成的后果。  首先是混淆概念、滥竽充数。  如果各地区是在积极、稳妥落实过剩产能的基础上,优先、果断处理上述无效产能,那么如此做法无可厚非。然而,不乏地区仅仅希望以清理早已“无效”的产能来达成去产能的硬指标。《报告》指出,辽宁、福建、广东等省存在用落后产能、违法违规产能替换过剩产能概念的做法。  尽管同步甚至优先清理落后产能是此前政策的延续,也是两个政策过渡期的必然,但借此混淆清理落后产能与过剩产能的概念,就会让去产能的进程明进实退,拖延产业升级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等关键性改革。  其次,对偷换概念行为的忽视甚至默许鼓励了“囚徒困境”中的取巧者,而打击了遵守规矩者。  规则的权威性在于:守规矩者得到奖励,而违反者受到惩罚。一旦这一预期被打破,那么规则的权威性荡然无存,违规者也很可能越来越多。  去产能之难本来就在于,对于独立决策者而言,违反才是个体理性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对违规者的理解和默许则是在形成新的“潜规则”。这种规则改变的潜在风险比单一年度的减产指标未达标要严重得多。  因此,如何改变去产能这场硬仗中,个体理性决策与集体理性决策之间的矛盾?  调动各地真实“去产能”的主观能动性方是根本。  当前的官员考核体系中,任期内的“政绩”是决定其发展的决定性选项之一,而短期内即有明显效应的经济指标出“亮点”、转变缓慢的环境指标“不出错”往往是大多数官员的政策逻辑。甚至,这种“不出错”还可以通过偷换概念、掩饰问题来实现。  因此,打破困境的根本不在于反复强调政策的正确性甚至重要性,而在于让长期利好与短期激励约束相挂钩。  正如博弈论中的经典建议,长期、多次博弈是破除“囚徒困境”的关键。具体到去产能,就需要建立一个真正基于中长期、综合绩效的考核机制,改变对政府官员的激励约束。这样的激励体系,既要包括科学的考核指标,在单纯的数量红线外设立结构性指标以及其他参照性指标;又要明确奖惩及责任追溯时效,一旦出现问题,“继任者”不应是接盘侠,短期的直接既得利益者也必须承担拖“后腿”的责任。而一旦政府行为释放出明确、可信的改革信号,并配合切实有力的执行力度,金融机构、市场主体甚至海外市场参与者也将形成新的预期。  的确,有些人总会提出,去产能要讲方法。但啃硬骨头时不能温情主义泛滥。否则,对“僵尸企业”的“温柔”则是对新产业、新业态的“残忍”,是对经济转型和中期发展的慢性谋杀。而用关停“无效产能”来应对去产能战役的“小聪明”,只能是贻误改革良机,徒增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改革总是好的,改革也总是难的。我们希望,在这个还不算太晚的时候,“有效产能”不降反升的客观现状能为所有人敲响警钟,让接下来去产能“动真格”。否则,一旦沉溺于所谓成绩带来的满足感,或者仍然对“别人去产能自己受益”抱有幻想,那么未来整个产业乃至整体经济都将承受自欺欺人以及“囚徒困境”带来的产业之难,经济之殇。

在中央和各地高调化解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的大背景下,现实状况却令人大跌眼镜。今日(2月13日),相关机构发布报告《问诊2016年中国钢铁去产能》,显示2016年中国钢铁行业有效产能不降反升,净增3659万吨。  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用3-5年时间压减钢铁产能1亿-1.5亿吨,该文件拉开了“十三五”时期中国钢铁行业“去产能”的序幕。  这份行业研究报道显示,根据2016年全国各省市公布的去产能目标和完成情况统计,2016年全年,全国各省市累计压减粗钢产能8491.75万吨,远超中央确定的4500万吨目标。但其中压减的产能中,仅有三成是在产的有效产能,其余均为长期停产的无效产能。此外,由于2016年市场回暖,一些前期因生产状况不佳已停产的钢厂、设备,有超过五成重新获得注资或被其他企业收购后重新生产。  有效产能压减有限,停产产能大量复产,造成2016年中国钢铁行业实际运行的有效产能显著增加。2016年实际粗钢产量也较2015年增加1.2%,达到80837万吨,而此前中国粗钢产量在2015年同比下降2.3%,是1981年以来首次下降。  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26个省份(不含央企)共计压减炼钢产能8491.75万吨,其中无效炼钢产能达6154.50万吨,占全部压减炼钢产能的72.48%。这意味着2016年钢铁去产能很大程度上去掉的是“无效产能”。  分析师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报告将2016年6月之前已经事实停产的产能定义为“无效产能”。他解释说,在中央大力推行去产能背景下,各省市钢铁“去产能”在2016年7月份后进入实质性去产能,并非常迅速,背后重要原因是不少省市用“无效产能”换政策补贴。报告举例称,辽宁、福建、广东等省所去产能很大一分部是国家早已严令禁止的中频炉,还有浙江杭钢于2015年已经关停,2016年却又被算入去产能业绩。  2016年中国粗钢总产量增加的原因是钢铁市场价格回暖,导致大量停产钢厂复产。  中国钢铁行业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中国钢材综合价格指数(CSPI)已连续多年下跌,2013年和2014年末分别同比下降5.86%和16.19%,2015年末则同比大跌32.16%至56.19点;全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为负,超过一半企业亏损。但2016年3月钢材价格开始复苏,到2016年底,CSPI已经攀升至99.51点。  钢材价格一路飙升,前期一些因生产持续亏损或资金链断裂停产的钢厂,受利润刺激重新注资或被其他企业收购后重新生产。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2015年全国共停产高炉120座,合计炼铁产能9055万吨,目前已复产62座,即4874万吨炼铁产能复产,占此前停产炼铁产能的54%,与之对应约有5415万吨炼钢产能相应复产。炼铁复产产能最多的省份是河北和山西,分别为2000万吨和1470万吨。  导致2016年产能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增产能。这部分新增产能主要是包括淘汰落后产能置换新产能、以及钢厂搬迁后新增产能。报告统计,2016年全年共新增投产高炉炼铁产能达1160万吨,置换后,新增产能约580万吨。其中宝钢湛江项目和马钢为产能置换项目,青岛钢铁为搬迁项目。  2016年共有10个省的有效产能净增加,最多的也是与北京相邻的山西和河北,分别为1470万吨和1200万吨,此外天津净增165万吨。这些净增有效产能无疑加剧了2016年冬天京津冀地区的雾霾。仅有六个省的有效产能实现净压缩,减少最多的在西南地区和山东。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数据,由于2016年各省压减粗钢产能中超七成为无效产能,去除有效粗钢产能仅为2337万吨,复产5416万吨,置换后新增产能580万吨,因此2016年净增有效产能3659万吨。  报告统计,2017-2020年,各省市及央企虽然仍分别有7445万吨和1418万吨粗钢产能需要压减,但是同期有2090万吨置换后增加的有效产能,若压减的仍以无效产能居多,则对有效产能的压减量恐怕非常有限。  从环保角度看,2014年,中国钢铁工业排放废气18万亿立方米,占各行业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26%,是仅次于电力热力行业之后的第二大大气污染排放工业,而且钢铁工业的大气污染物减排进程落后于电力行业。  分析师指出,钢铁去产能政策不应仅仅给出“量”的目标,而应该结合行业供需情况、平均利润率以及环保等多方面的因素制定政策目标,比如可以结合钢铁“十三五”规划来确定去产能的目标,这样不仅可以防止“无效产能”效应,也可以防止2016年类似煤炭行业去产能过程中出现的供需阶段性错配问题。同时政府去产能奖补资金也应该有所区分,对于本应淘汰的落后产能、已经停产产能和在产产能应区别对待。